世界关注：科举制下的唐代“小镇做题家”，人生逆袭的概率有多大？

“科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对于名门望族来说，是续命的根本。”

撰文 | 林杨攀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《看天下》杂志原创出品

如今，“小镇做题家”已经成为社会热词。

这个源于豆瓣小组“985废物引进计划”的词汇，在诞生之初就带着自嘲的意味，指的是“出身小城，埋头苦读，擅长应试，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”。

要论最早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恐怕要追溯到隋唐时期，科举制度创设，考试成为古代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，学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意义，底层逆袭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。

“唐朝，尤其是唐朝中后期，科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对于名门望族来说，是续命的根本。草民如果始终不能中第，会一家饥寒，名门望族若不能中第，则家道中落。”

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在新书《烧尾：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》中，如此描述科举与命运的关系。

于赓哲

他用科举制串联起唐代知识分子们的故事，他们的奋斗和成败，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。

屡败屡战的才子们

在唐代文学史上留名的才子们，与科举考试都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。

“诗仙”李白因为父亲李客是商人无法参加科举，只好通过别的途径——比如入赘前任宰相家，请托玉真公主——进入仕途。此外，大名鼎鼎的诗人杜甫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孟浩然等人，都曾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。

他们中不少人，可以说是初代“小镇做题家”，不管在外有着多大的才名，都竞相走上了科举考试的“独木桥”，希望高中进士，成功“上岸”。

回看他们的科考记录——杜甫参加三次科举考试均被刷了下来；李商隐考了四次才顺利“上岸”，靠的还是自己的人脉关系；韩愈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，三次落榜，困居长安时曾写信给友人发牢骚说自己来京城八九年，还得仰人鼻息地过日子；温庭筠屡次参加考试，还喜欢在考官眼皮子底下当“枪手”，给别的考生代写答卷，美其名曰“救人”。

看似淡薄名利的孟浩然也不例外。

李白在《赠孟浩然》一诗中写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云松”。好友眼里的孟浩然年少时便对官途不感兴趣，俨然一副超脱世外的隐士形象。可事实上，孟浩然年少时不参加科举考试，并非像诗中所说对做官毫无兴趣，只是他更想通过举荐而非科考进入仕途。

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这四句诗出自孟浩然写给时任岳州刺史张说的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，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希望得到举荐之意。只不过，像张说这样做过皇帝老师又曾官拜宰相的大人物，有无数的青年才俊想得到他的举荐，当时的孟浩然并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。

多方请托无果，孟浩然终于在40岁左右时走上科举考场，但他的运气并不算太好，虽然有了才名也没能金榜题名，考场失意的他带着惆怅的心情写下“犹怜不才子，白首未登科”。

为什么这些才华横溢的才子们都如此热衷追求功名？

究其原因，在于古代读书人的出路非常有限。在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下，他们根本不屑于经商，如果不能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，宁愿归隐田园或回家务农。

靠科举“逆天改命”

隋唐之前，中央选拔官员大多是自下而上，由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，比如汉朝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。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制度，其弊端在于可操作空间大，官场逐渐被世家大族把持。

与之相比，科举制度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，不仅有助于打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，也为想要实现阶层跃迁的普通人家子弟打开了一扇窗口。

在唐代，的确有贫寒人家的孩子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身命运，宰相元载就是成功逆袭的一个典型。

据《旧唐书·元载传》记载，元载家境贫寒，但自幼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道学。因为家里很穷，参加乡试时，他只能步行去考场。在屡次科考不中后，碰巧赶上了唐玄宗举行策试，招罗精通道学的人才，元载把握住了这次机会，一举中第，从此开启了青云直上的仕途，最终官拜宰相。

于赓哲表示，元载早年的逆袭经历非常励志。

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，科举之下，“寒门出贵子”得以成真。

即便元载的终局并不好，他最后因为贪腐专权被赐死。“不知道是因为从小穷怕了，还是别的原因，元载上位后在钱财方面特别贪婪。不论大钱小钱，一概收下，最终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相。”

另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爽文般逆袭的人叫汪遵，《唐才子传》《唐诗纪事》等书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。这个出场身份为“小吏”的年轻人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完成了从吏到官的身份跨越。

在唐代，官与吏之间泾渭分明且时常对立。官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，有品级俸禄，流动性强且地位高，上升通道明确；而吏是地方的具体办事人员，地位低。因此，官员向来瞧不起小吏，想要完成从吏到官的转变也十分困难。

身为小吏的汪遵家里穷到读不起书，他就去借书昼夜苦读，暗自努力，备战科考。他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，不过为人十分低调，以至于别人都不知道他有此才华。

有一年，汪遵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路上遇到了同乡许棠。当时的许棠早已名闻天下，是“咸通十哲”（咸通年间的十个著名诗人）之一。两人明面上是好友，可许棠打心眼里瞧不起小吏汪遵，得知他要跟自己一起参加科举考试时，生气地说：“小吏不忖，而欲与棠同研席乎？”

“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‘你什么档次，也配和我一起参加科举’。”于赓哲调侃道，“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爽文故事，因为汪遵当年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，而许棠在考场上又苦苦挣扎了五年才考上。”

有限的公平

纵观整个唐代，像元载和汪遵这样凭借科举成功跨越阶级、实现人生逆袭的故事只是极少数。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，屡考不中才是常态。

《唐摭言》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公乘亿的人，参加了近三十场科举考试后，最终如愿以偿，进士及第。为了参加考试，他和妻子分离长达十余年，以至于两人在路上碰面时差点认不出彼此。公乘亿的结局不算太差，毕竟终身不第的也大有人在。

“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，前后期有所不同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。据唐宋人的统计，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。”学者傅璇琮在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一书中提及，唐代考中进士的概率仅为2%到3%。

对于真正的底层人民来说，他们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说参加科举考试。

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考试选官制度，产生于隋，确立于唐，发展于北宋，成熟、衰亡于明、清。图为北宋学子们正在完成科举最后阶段的殿试。（fotoe 图）

“在古代的教育普及率之下，能够读得起书，并且有条件长时间脱产准备考试，要么是家里有一定的财力，要么是家长有超前的教育理念，铁了心走这条路。”于赓哲指出，古代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仍然带有较强的身份色彩，因为教育远远达不到像今天这样全民普惠的水平。

而且唐代的科举考试不糊名，考官在批阅答卷时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，这必然导致徇私舞弊。考场变成了人情、权力、金钱、名气、才华的较量场，至于考生的实际才能，仅仅只是影响考试结果的一个因素而已。

以李商隐为例，屡次落榜后他已经心灰意冷，结果在一次没有好好准备的考试中，高中进士。这其中的“内幕”是当年的考官夏锴放水，送了他的“后台”令狐绹一个人情。令狐绹是前宰相令狐楚的儿子，李商隐的好兄弟，他先于李商隐考中进士，为官多年的他跟礼部侍郎夏锴的交情颇为不错。因此，当夏锴担任主考官，在考前问及令狐绹跟哪个考生交情最好时，令狐绹脱口而出“李商隐”。

而令狐绹之所以能先于李商隐考中进士，他的才华能力并不见得有多强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的背景实力够硬。

不可否认，科举制度的诞生是一种进步，但它只是将选官的范围普及到了以前未曾涉及的人群，它的公平只是相对于门荫制度和推举制度的公平，仍是非常有限的公平。

以下为于赓哲的

部分回答摘录：

●《看天下》：科举制对瓦解门阀贵族的势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

●于赓哲：科举制兴起后，魏晋南北朝的贵族阶级的确走向了没落，因此有人认为科举制通过更加公平的人才选拔，直接促成了门阀贵族的终结，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。

科举制刚刚兴起时，门阀贵族的确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等他们反应过来后就迅速地适应了考试，毕竟他们家大业大、人脉广，整体文化水平更高，培养应试技巧不成问题。更何况唐代的科举考试不糊名，可操作空间非常大。到了唐代后期，弘农杨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等家族成员的科举命中率非常高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不过，科举考试毕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考场上竞争，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寒门子弟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是进步很多。

此外，为了考试方便，门阀子弟们还得离开家乡进京备考，拜谒权贵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他们与家族地方势力之间的联系。在跟科举配套的授官制度下，入仕的官员们需要回避原籍，门阀子弟们也无法再依靠家族的地方势力。这一系列原因共同促成了贵族政治的瓦解。

●《看天下》：中国古代历史中，是否有女性参加过科举考试？

●于赓哲：没有，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之下，女性从未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。虽然在唐代，武则天身为一个女皇，也愿意提拔像上官婉儿这样的才女，但是请注意，上官婉儿的身份依旧是皇帝的妃嫔，并未获得正式官职。因此，唐代才女鱼玄机才写下了“自恨罗衣掩诗句，举头空羡榜中名”的诗句。

网上盛传太平天国时期打破常规，曾举办过面向女性的科举考试，傅善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。但这件事情肯定是讹传，太平天国并未举办过这样的科举考试，傅善祥也只是东王杨秀清身边的一个“秘书”。

●《看天下》：今天“35岁危机”在大城市打工人中间非常普遍，但书中提到，孟浩然40岁走上了科举考场。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有年龄限制吗？古人会有年龄危机吗？

●于赓哲：科举考试并不存在年龄限制，有句话叫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意思是你50岁考上进士，大家都还认为你是少年才俊，当然这句话有点夸张。狄仁杰在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为宰相时，张柬之已经70多岁了，狄仁杰就说要用此人得趁早，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了。这一句话就体现出选拔人才时能力至上、不囿于年龄的取向。所以在唐代官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器晚成的，也可以看到少年成名的，年龄并不构成限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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